我的青春，我的读书梦

陈延斌

作者简介：陈延斌，1955年10月出生，男，校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校特聘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主编，江苏丰县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长期从事哲学、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第一带头人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两个硕士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7部，主编、编著的书1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江苏省社科项目、中宣部项目、江苏省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

学工部开展“坚守信仰，导航青春”主题教育活动，约我写篇稿子，但诸事繁冗，一拖再拖，今天方得闲暇。坐在书房的电脑前，思考写个什么题目为好。透过碧箩春茶那清香的氤氲，消失的青春岁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回忆童年时代、青年时代的生活，无不与读书联在一起，于是我敲下了这个题目。

盯着“我的青春，我的读书梦”的标题，我便沉浸在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里。

我生在丰县欢口镇的陈洼村，幼儿时代就经历了上世纪1960年前后天灾人祸导致的饥荒年代，亲眼目睹了村里乡亲饿死的惨状。我所在的村庄虽然贫穷，但打解放前就有一座小学，而且村里让孩子读书的气氛也非常浓。于是我也像其他同伴一样7岁上了小学，开始了正式的读书求学生活。

实际上，我的读书生涯早在四五岁时就开始了。那时因为父亲在徐读书、母亲为供养他而跟外祖父在东北“打工”，我便经常住在姥姥家。我上大学的大舅、上中学的二舅和小姨都是好读书的人，家里积攒了不少书。在翻烂了他们家的画书以后，我的阅读兴趣也培养起来了，所以从上小学识字起，我就看了不少书。我记得《高玉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二年级读的，《施公案》、《三国演义》、《青春之歌》是三年级读的……。在那个以“破四旧”名义焚书批儒的特殊年代里，乡村里本来就不多的藏书大都像秦朝那样变成了灰烬。可怜我们这些“读书郎”竟然无书可读，各家最多的书是公家花钱买来发下的一版又一版的《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对这种领袖著作，我们这些孩子是不买账的，而亲戚邻居们偷偷藏起来的什么《三侠五义》、《封神演义》，还有算卦相面、对联笑话等等凡是能找到的书都找来读。我清楚地从堂哥家翻出一本《薛仁贵征东》，竟如获至宝。那是用繁体字印刷、纸张都发黄发霉的破书，书的前后都缺了数页，且已经断成了的三截，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将它们拼在一起看。自然，那个年纪书上的字根本认不全，但这些小说顺着意思连估带猜也能明白大意。这个时期的阅读使我认识了繁体字，也打下了基本的古文功底。

在童年时代，读书是奢望的。放学回来，不能马上吃饭，因为在生产队劳动的母亲也才收工回来，所以我们还要先到地里薅草或者放羊。我最喜欢的劳动是放羊，到河沟里把羊放开或用橛子拴上，它吃它的草，我看我的书，两不干涉。沉浸在书中的愉悦，使我觉得天底下最美、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读书。偶尔去镇上（那时叫公社）开会，家长给两三毛钱伙食费，竟然舍不得买个烧饼，宁可饥肠辘辘也捧着本书回来。

从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起，读书的优点便显现出来。其明证就是我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级阅读，有的还送到其他学校交流展览。

在那个不重知识、“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我们是不幸的，因为学着大人“造反”、停课闹革命荒废了不少宝贵的学习时光；但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这届同学赶上了邓小平的“回潮”（邓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对“文革”的不少错误做法进行了整顿，包括抓教育质量等等）。在此背景下，经过严格的统考我们被录取进入高中学习。对我们这些凭成绩考上高中的学生，老师们也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决计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补回来，以至于常常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半夜时分。

真得感谢后来被誉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先生。不是他的“右倾”、“回潮”，在那凭推荐上学的年代我们未必能上得了高中；不是他搞整顿、抓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就没有一年多认真学习文化课的时光；没有这段知识的积淀，我们75届高中生也就不会在恢复高考后成为历届“文革”学生中考上大中专院校最多的一届。

两年半的高中生活是清苦的，顿顿啃油黑发亮的山芋窝头，外加大半茶缸“飞机汤”（因清汤寡水的咸汤中漂浮着几片沾满蚜虫的白菜叶而得此“雅号”）；但那段生活又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有了更多的书（学校有两间图书室）和更多的读书时间。由于我担任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与教我语文的周懋昌老师联系更多，他便经常把他的藏书借给我读。杨朔、刘白羽的散文，贺敬之、艾青的诗歌，还有秦牧的《艺海拾贝》等等都是那个时候阅读的。

大约是1974年春，因邓小平的“整顿”得罪了“四人帮”，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使火势已弱的“文革”烈焰又一次熊熊燃烧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猛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之风掀翻了我们平静的书桌，将我们吹到了车间、地头。工宣队、农宣队之类的领导机构进驻学校，学校停课，老师停教，我们则被分去工厂农村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学习，或是在校园里种菜、养猪。

最后一个学期，大概是为了坚定我们毕业后“一颗红心，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决心，上级又指示将我们分成文班和理班。我们文班便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火热的农村生活”，到田间地头劳动采访，写通讯报道；或者编写剧本，联系搞文学创作……

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我先是与社员们一起干普通农活，后来当了棉花专业队长专种棉花。但不论从事什么劳动，我总是习惯口袋里装本书，休息时就掏出来看上一会（为此也遭了队长的不少白眼），看书倒不是为考大学（因那时大学不要考，我们没背景的农家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几乎没有），而是为了对读书的那份不能割舍的嗜好！后来，我被大队选上做了民办教师，教学之余，读书的机会更多了。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立即报名参加。这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毋宁说是为了不再吃那难以下咽的窝头和为了有更多的书读（这更是当时的真实想法）！鉴于文革期间积累十年的中学生人数太多，各地大都采取预考方式刷掉大批考生。我们先是参加徐州地区的预考，通过后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距统考三天领取准考证时我傻眼了，因为准考证上写的是“理科”。立即赶到县城，托在县委工作的本家叔叔带我到县教育局询问时，被告知由于我的数学考得太好，他们认为我考理科更有希望，于是擅自给我改了学科。搞教育的不懂教育实在是教育的悲哀！他们竟不用脑子想想理科不仅考数学、语文，还要考物理、化学，而我复习的则是历史和地理。三天时间复习理化是来不及了，我决定弃考。但到了考试那天，还是被同学“挟持”着勉强参加了“被志愿”的考试，其结果自然是“更在孙山外”！

半年后再参加1978年高考，因为当民办教师改作文“痛并苦恼着”的体验，填报志愿时我毅然选择了南京师范学院的政教专业。南师的四年学习生活更是圆了我的读书梦。在这个被外国人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除了上课吃饭之外，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拼命苦读。古今中外，文史哲经，诸子百家，无所不览，真正过足了书瘾！在图书馆里完成的关于陆九渊哲学的学士论文，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被全文转载的第一篇论文。我后来科研上所取得的成果，无不是那时奠定的基础。

回忆我青春时代的读书生活和治学经历，我更加认同开卷有益的古训！光阴荏苒，弹指之间已接近“耳顺”之年，我更觉得还有很多该读的书没读！更感到人生苦短，须当努力！

随手写下上述文字，仿照赵薇执导的电影名字，谨以此短文致我已经逝去的青春！也谨以此文与朝气勃发的莘莘学子共勉，希望你们珍惜青春、珍惜今天的读书生活。与书为伍，你将拥有无悔的青春；与书为伍，你也将拥有更加精彩的未来！

（2014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