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人生
杨乃虹

作者简介：杨乃虹，女，原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导师组组长、教育硕士导师。曾任中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专家评审组专家、省高校特色（品牌）专业评审组专家、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审专家、省文科重点实验室评审组专家、省中小学教学研究优秀科研成果评审组专家、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审组专家、市青年名优教师高级研修班指导教师。曾多次荣获省优秀科研成果、优秀教学成果、优秀课程等奖。曾多次主持和参与了世界银行、省、校多项重点课题研究。出版、主编、副主编、参与编著12部专著、教材，发表论文40余篇。退休后被聘为江苏师范大学教务处教学督导、科文学院教学督导。

之所以称为“另类人生”是说我的人生实在与众不同。

短短几千字写我的另类人生，并非想借我的人生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我的人生另类，可以说说。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到一岁就随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父母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父母都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我们家就住在府右街中南海侧门的对面。父母天天到中南海里上班，因为他们实在太忙，全身心地扑在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上，无瑕顾及我，我从二岁多就被送到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托儿所上全托，星期六的下午被父母接回家，星期日的下午又被送回去。后来，我和我哥一块上的新华幼儿园，依然是全托。由于哥哥的毕业，父母没有时间单单送我一人上幼儿园，我就在家休闲了一年。这一年，到中南海里去玩，成了我最大的乐趣。那个年代的中南海可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我们这些孩子和卫兵的关系很和谐，进进出出也自由，父母常带我们到中南海里的食堂吃饭、游玩，还带我们到那里的游泳池游泳。这一切在今天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六岁时由于我能做出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做不出的算术题，于是在那个七岁才能上学的年代，被提前送进了小学。这使我有幸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职工子弟小学，即现在的人大附小。我可是这所学校第一届学生，只有一个班，24名学生。人大附小的第一届学生是应当被载入史册的，当下在网上依然可以查到。学校位于地安门米斜胡同，就在北海后门，是一所清朝遗老的大宅院。院里有假山、松林，种着海棠、藤萝、牡丹、柿子、核桃，院里的房子有回廊联接。我们的教室就在后院的二层小楼的楼上，后窗对着什刹海，应当是当年这家小姐的绣楼。这所学校是住宿学校，办学的模式是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学校有一位校长姓吕，他是文职转业军人，一位教学老师姓石，二位生活老师其中一位姓刘，我们都叫她刘阿姨，还有一位胖胖的大师傅为我们做饭。那时的上学就是生活，而且是有趣的生活，没有学习负担，从来没做过课外作业，记忆最深的是同学们在院子里的嬉笑追闹、阿姨讲的故事、到北海公园过小队日、到颐和园过六一儿童节、五一和十一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和游行结束后少先队员涌向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人生的第一次改变是由于父亲积极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为了入党，他报名支援山西建设，到山西去帮助办学，以至于最终留在了山西，并把我们带到了太原定居。在太原，我被人称为“北京妮妮”，撇着一口京腔，占尽了天时地利，因为那个年代普通话并不普及。少先队大队会我是司仪，相当于现在的主持人；少年宫开会发言，我是我们学校的代表；课堂上我是领读。无论什么场合，我开口说话，人家就都愿意听。由于我的京腔，我得到了太多的机会。真要感谢我的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了北京，学了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要知道我可是生在苏州，祖籍常州，我的父母直至终老都是一口吴侬软语。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似乎一直在玩，但却从来没有影响过学习成绩。小学我是国家航模运动员，初中上了市业余体校练体操，高中进了校田径队、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并参加了省跳伞俱乐部。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住校，玩得连寒暑假都不回家。作业都是在自习课上完成，从来没有占用过课外时间看书学习，按我父母的说法是从来没有看到我把书包带回家过。可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年级甚至学校都是名列前茅，考上的也是最好的学校。在太原我就读山西大学附中，在徐州我就读徐州一中。如果现在想想原因的话，就是我做事的专注。上课时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几乎都不会忘，上自习时竟不用再看书就能正确地完成作业，而且速度极快。教科书上的题我一题不落全做，我的作业本曾被别人当作习题题解供人参考。玩的时候同样是非常专注，把玩也做得有声有色，做得专业。其实专注也可以理解为专心或单一，这是一种心无旁骛的境界，说到底是人的一种简单。简单的人反而可以把事做得更专业、更好。

我人生的第二次改变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6年，正当我要考大学时，国家废除了高教制度。1969年初作为“知青”的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祖籍去修理地球。在农村的我不甘寂寞，想做点我想做的事情。但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也没有做代课老师的机会，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反而被当作大批判的工具去批判自己的族人，我只有逃离农村，在城里做了两年连户口都没有的黑人，我宁愿做黑人，也不愿意被人耍。回到徐州后，为了不吃闲饭做了代课教师，我在小学教过体育、数学，在中学教过政治，最后到了徐州三中成为一名数学教师。据同行和学生评价，教的还不错。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这一蹉跎就是十一年，而且是人生中最好的十一年，从18岁到29岁。反思这段人生，我深感人不能太委屈自己，当人不能改变社会、改变环境时，就要努力改变自己，从黑暗中找出一丝灰暗，从不好中找到不好中的最好，努力使自己的生命有一点色彩。

我人生中的第三次改变是文化革命后高考的恢复。1977年底，我参加了高考，考出了极好的成绩。可惜的是由于我已经结婚，孩子两岁半，为此我所报的学校不要我，我本科落榜了。我心中愤懑难平，写下了万言申诉，到省教育厅找到分管招生的厅长，声泪俱下地申诉，打动了这位仁慈的女厅长，在她的关照下，我被录取到一所医专读中医。我最不喜欢的是从医，尤其是中医，最喜欢的是数理，我是无奈去学中医。幸好这年高校扩招，原来不要我的那所学校用一个扩招名额把我换了回来，我又读了数学本科。读大学是我学生生涯中最用功的时期，从来没有那么主动的用功过，从来没有那么刻苦过。我中学一直学的是俄语，可大学只给我们开英语，我从ABC学起，数学又是大学中最难学的一个专业。每天早晨5点起床读英语，晚上做题到12点。放寒暑假前总是要到图书馆将下学期所开专业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借好，利用假期自学并做完书上所有的习题。读大学期间，我的很多课程是以满分结业，大部分课程的结业成绩在95分以上，只有一门实变函数考了89分另加附加题的9分。大二时我被吸收到系读书班读国外研究生的原文版“分析原理”，要知道，全数学系120多名学生，最拔尖的前10名学生才能进入这个读书班。我是这个读书班唯一的女生，那年我31岁。我一直在想，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我喜欢做数学教师。

有意思的是学校让我到华东师大去学习教育理论，后又到北师大去读了教育管理研究生班。从此，我在江苏师范大学工作直至退休。这应当是我人生的终结性改变了，从学理科改变为学社会学科。从1982年到2011年，我在江苏师大工作了29年，63岁退休。我从助教做起，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硕导。这29年中，虽然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获得了一些奖励，但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其实，我最理想的专业是工科，最想做的是工程师，我学错了专业，干错了行当，当了一名教育理论的教师，干了我最没有兴趣、最不喜欢的专业，但我还是努力地工作过了。

我常常在想，人是无法把握自己的一生的，冥冥中社会主宰了我们的一切，一个人是无法抗争于社会的，我们个人所能做的是认真地做好当下。把自己无法把握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用心地做好，用一段段做好的人生连缀起自己虽不满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一生。

编辑：周玉